【内容摘要】：司法权是指司法机关依据其法定职权和一定程序，以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专门化活动而享有的权力，包括审判权和执行权。民事诉讼法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活动，确定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对当事人的诉权进行了确认和保障，对民事案件领域中的司法权进行了界定和规范。全国人大会议对民事诉讼法作出的一系列修改，实质上是在现有框架和体制下对我国现行司法权的一次改良和完善，这次修改将对我国司法权力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对此做出以下阐述。
　　
　　【关键字】新民诉法 实施 司法权运用 监督 完善
　　
　　【正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首次被提出，并做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之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2年8月3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修改及修正稿的施行，将对我国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产生如何的影响，这既关系到国家司法职权的科学分工，也关系到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关系重大。
　　
　　一、司法权的内涵及司法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构建的客观选择
　　
　　司法权是为社会排忧解难，掌握公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国家权力，是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从其存在的本质来看，司法权的功能在于用权威的方式解决已发生的利益争端，并使得各项法律法规透过具体裁判活动而得到实施。在我国，司法权的行使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实施法法律的活动，它有着自身一些独有的特性，包括权力的法定性、行使的独立性、裁判的中立性、启动的被动性、法定的权威性、权利的救济性、裁决的终局性，等等。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由此可见，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是任何一个奉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然而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已经成为现今困扰我国司法领域的一大顽疾。江泽民同志曾说：“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行政再腐败，只要司法不腐败，就有惩治腐败的希望，而一旦腐败在司法领域大面积蔓延，它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社会腐败风气的加剧，或整个权力体系和法律秩序的紊乱、失控，或公民维权机制的崩溃，而是一种信念的失落——对法律。如果说行政腐败毁坏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公正形象，那么司法腐败的恶果则是，在民众层面上，它加深了人们对法律权威的轻视和对诉讼活动的不信赖感。这只能使“法治社会”的理想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要遏制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其根本途径在于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二、我国司法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现状分析
　　
　　司法公正——司法权的永恒追求。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从体制上加以完善和创新，目前我国司法体制弊端较多，并缺乏监督，直接导致司法不公。从司法实践出发，现行司法权力的监督制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司法权力内部自我制约机制不健全。
　　
　　（1）司法体制行政化，缺乏独立性。我国法院的设置较少考虑司法权自身的运行规律，建立一套自上而下、层次分明的司法体系，司法管辖与受理体制均是比照行政体制设置的。由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存在着一定的人力、财产依附关系，致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独立地位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也就难以形成确保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试想，在审判工作中，当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所在地区的利益与其他地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法院的法官优先考虑、照顾本地区利益不也是在所难免的吗？客观的说，法院搞地方保护，裁判不公，固然有利益驱动的因素，但多数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法院的外部生存环境迫使它不得不这样做。由此可见，地方保护主义不是队伍的纪律作风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由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和缺陷所共同造成的一种体制性弊病。
　　
　　（2）司法程序流于形式，客观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我国法官存在权责不一，责任制流于形式的普遍问题。实行法官责任制是法院内部实施自我监督与制约的一种方式，审判员应权责一致。然而实践中往往出现审判员有权审案，出了问题没人负责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当事人所能够见到的并争讼于其面前的法官，往往不具有决策权，而能够决定案件最终结果的人却大多不参与案件实际审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并不是说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缺乏独立办案的能力，而是与我国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集体决策制密切相关。受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判案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倡导集体审议和整个机构负责，这直接致使法官独任审判制、合议制流于形式，尤其在遇到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时，大都要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甚至对有些案件审委会的讨论、决定发生在合议庭开庭之前。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弊端：一是对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后合议庭作出的判决结果，看似由合议庭与审委会共同负责，其实谁都不负责，这样也就难以落实错案追究制；二是因为权责分离，错案追究难以实行，法官独立思考的积极性和公正司法的积极性容易被挫伤。所以实践中审委会与合议庭有时不仅难以发挥其遏制个人主观故意与任性、防止司法腐败的功能，甚至反倒为他人干涉司法、对司法发号施令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其次表现为两审合一，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使二审流于形式，妨碍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真正监督，导致司法不公的严重后果。
　　
　　（3）司法队伍素质不尽人意，做到自我制约仍然存在距离。“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再好的法律制度最后都要靠人来实施，建立独立、公正、廉洁的司法制度离不开一个高素质司法队伍，这是抵御、抗衡其他社会力量干扰和影响司法、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我国目前司法队伍素质不尽人意，法院的人员成份庞杂，其中很大一部分由转业军人、招干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组成，法官素质不高，尤其是一些基层法院人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真正法律专业出身的法官所占比例较小。由于司法队伍人员构成复杂，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良莠不齐，加之现今法官待遇不高，难以真正做到自我制约，致使在执法过程中出现很大的随意性，难以在法律的规定下掌握自由裁量权，因为：“无限自由载量权是残酷的统治，它比其他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有破坏性。”此外，在法院的领导层面上，由于非法律专业的领导过多，因受其专业知识的限制，法院领导难以在业务上把好关，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对普通法官的监督作用。
　　
　　（二）外部对司法权力的监督不力。
　　
　　（1）人大的监督总体悬置，个案监督仍然欠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大有权监督同级法院的工作，并列举了监督的途径和方式：一是法律监督，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确定司法机关的行为法律责任，从而控约司法机关；二是通过代表视察和人大开会期间对法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对司法机关工作成效进行监督；三是通过对法官的任免，实现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四是依照法定程序提出质询案，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五是成立调查委员会，通过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应该说宪法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但是目前人大的监督主要局限于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缺乏经常性、全面性、制度化的监督渠道。由于宪法的规定未制度化、细则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悬置。近年来，人大运用了一种新的监督与制约方式，即个案监督。笔者对个案监督是持审慎态度：第一、任何形式的监督或制约都必须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目前的个案监督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际上已超越了现有制度；第二、个案监督不具备形成制度化的条件。如个案监督由谁提出？在什么时候提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监督欲达到什么结果？司法机关是否必须服从？这一系列问题均未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加以解决；第三、这种监督形式违背了人民法院的裁判终局性的基本司法准则，有损司法的权威；第四、进行个案监督的人是否都熟悉司法机关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谁则？若不熟悉，又如何保证监督的合理与正确？
　　
　　（2）舆论监督褒贬不一、障碍重重。公众舆论是司法公正最有力、最可靠的保证。因为，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只有社会公众才会持之以恒地关注并捍卫司法公正。客观来说，社会公众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受部门观念的驱遣，具有较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但实际情况是舆论界对公、检、法的批评障碍重重，受到压抑，部分领导认为对公、检、法的批评、揭露其不公会给国家抹黑，产生负效应，因而有关涉及此类的案件，非经主管机关审批，不得在报纸、电视上公布，这实际上对司法腐败起了姑息作用。传媒对某些案件的监督是有助于司法权更公正地行使的，尤其是涉及某些权力部门或豪强人物的案件，巨大的舆论压力有助于案件在司法机关公正而迅速得到解决。现今司法腐败与新闻舆论未能有效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作用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不是新闻界的过错，“舆论监督利剑的铸就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与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进程相适应的渐进过程，民主法治和人权是铸就舆论监督这把利剑的熔炉。”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如果舆论得不到有效的规范和控制，也有可能会影响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容易造成所谓的“舆论判案”。